——忆创建共和国的亲人们
我生于1930年军阀混战的枪炮声中，见证了：民国乱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经济恢复与建设、十年浩劫、改革开放的历程。我逃过难、要过饭、赤脚长途冰雪跋涉、做过工、种过田、骑马背枪、拨算盘、耍笔杆、上台演戏、耳挂听诊器、爬过数不清的大山、拼搏江河险滩、坐飞机、登天安门。在社会大舞台上转换过各种角色，体验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五颜六色，我提供了一个穷学生八十年来的缩影。
抗日战争从我家走出三位共产党高级干部，我从幼儿起就和共产党人相处，多年来他们的战斗故事历历在目，辉煌的共和国六十华诞来到了，更让我怀念为创立共和国而奋斗的亲人们。
少奇同志亲指示 鄂豫边区明方向
我年幼时在中原大地生活。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派刘少奇同志为书记，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同年11月，刘少奇同志肩负着“发展华中”的重要使命，向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进发。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刘少奇化名胡服，以第18集团军上校军官身份同随行人员于1939年1月25日到达南阳城。当天上行亲自找到王阑西——常驻南阳指导工作的中共河南省委代表。要他和其他负责同志下午到东门外一家小客栈交通旅社开会。王阑西先汇报了鄂豫边区情况，接着豫西南特委书记郭以春汇报了豫西南特委情况。经过近三个小时汇报、研究，少奇同志指示的其中一条：你们这个地区是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统治区，当前的任务是隐蔽精干、保存力量，王阑西不宜继续在南阳工作下去，局势一变就很难存在。要赶快结束南阳的工作，早日回到竹沟建立鄂豫边区党委宣传部。
1月底王阑西动身回竹沟。动身前两天，半夜有人到新知书店（豫西南特委地下党交通站）门外喊叫，要买书。他们已有警惕没有开门。他们动身那天早晨，同行的王亚青同志提出来改变过去出来门走大路去竹沟的习惯，改出南门走另一条路。第二天下午约6点钟到泌阳县，他们照例要向泌阳地下党县委打招呼时，该县主要负责人很紧张地到他们住的客栈来了，对他说：“今天中午国民党泌阳县政府接到南阳专员公署来一电话，说昨天在南阳东门外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被击毙”。据警察局报告：从尸体上搜到一支手枪，还有些材料，证明是王阑西。他们次日天一亮就出发，中午回到竹沟。省委朱理治、陈少敏同志见到他们，都为他们安全地回来高兴。大家估计，可能是国民党特务暗杀计划落空，就只好这样做个假报告。
刘少奇同志到竹沟第一次召开中共中央中原局和鄂豫边区党委会议成员有：朱理治、李先念、巨任吾（向明）、陈少敏、王国华（王老汉）、王阑西、徐世奎、杨梅生、谢邦治，此外还有王盛荣、张旺午、刘贯一、王恩元、裴济华。
关于王阑西：1912年1月生于河南省兰考县，1930年秋在上海中国公学学习时参加“反帝大同盟”和“中国社会科学联盟”，1931年参加“左联”，193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东京参加了“左联”领导的“文化运动总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新兴自然科学同盟”、“世界编译社”等进步组织，研读了马列主义书籍，开展学生运动，创编进步刊物《东流》、《世界动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阑西毅然返回祖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时年25岁。他先后任河南工委文委书记，创办省委《风雨》周刊并任主编，省委驻豫西南代表。
我家 我哥 我姐
我家原籍河南新野县城区，父亲陶翔于1898年生，1922年在河南开封第一高等师范毕业，我家即长住开封。父亲解放前后主要当中、小学教师，善古典文学。母亲杨国珍1898年生，家庭主妇。姐妹3人、兄弟2人。大姐陶一波1915年7月生，1929年就读于开封女师，1931年至1932年“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参加“左翼青年文艺联盟”，后到上海求学与王阑西结婚，从此相伴革命，同甘共苦，白头偕老。1937年高中毕业，参加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风雨周刊》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至1945年任开封“孩子剧团”指导员、豫鄂皖边区党委秘书、《江淮日报》资料室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秘书。二姐陶谱秋，1918年生，解放前后一直教小学。哥陶广仁，1925年生，解放前教小学，解放后曾任湖南有色金属局副科长。我1949年参加革命，1950年中原大学毕业后到湖北恩施工作。妹陶荃，1933年生，铁路助理工程师。
王阑西是我四姐弟的姐夫，虽然在王家排行老五，我们还是叫他大哥。
开封——新野——南阳——竹沟
再说1937年日寇逼近开封，母亲和我姐弟们要回新野，这时父亲已去安徽谋生，后逃难到江西，交通阻隔14年，于1949年底才回到武汉。大哥在开封帮助雇好汽车，我全家平安回到新野。1938年5月，我的大姐和大哥也回到新野，租住南门内陶姓房。大哥是带着中共河南省委的任务来的，奔波于新野、南阳、竹沟等地，进行党的建设和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带来了鲁迅、茅盾、姚雪垠大量著作和《风雨周刊》及其他进步书报，还有他们的学历证书、照片等。足足装两人力架子车，都存在我家。我慢慢长大了，一有空就翻阅这些书，象《药》、《祥林嫂》、《白光》、《子夜》等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天热了，大哥、大姐和我一起出西城门去白河里游泳，嬉水打闹，这年我8岁。不久，他们就去南阳。这时他们已有一女一男，女孩5岁，男孩3岁。他们把女孩托付给母亲寄养，母亲同意了。在我家养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已13岁，小学毕业。大哥来信要我二姐把她送到开封，由他们安排，二姐照办了。此后这女孩任职中国农业科学院。男孩跟着大哥、大姐转战南北，男孩后来留学苏联，回国做海军舰艇科研。
1939年4月，新野城遭日寇轰炸，我母亲带我四姐弟、外生女，还有孤儿堂兄陶广乐一起到城北郊5里东湍口村逃难，借住农户的一间草料房，缺粮缺柴。好在母亲是农家出身，她带着我们下地跟着割麦的农民后边捡麦穗、铲麦根、挖野菜、磨面、提水，艰难度日。我到13岁又在堂叔的染坊当学徒印花布，母亲在这里当杂工。
一天，大哥骑自行车从竹沟经南阳来到我们的借宿地，我母亲借了一把椅子请大哥坐在树荫下，又铺一张草席，让他休息。我母亲对大哥说了广乐自幼父母双亡，其兄被抓壮丁没有音信。他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恳求大哥帮他找个出路。大哥问他是否愿意当兵打日本鬼子。广乐哥很愿意，大哥拍着他的肩头说：“好，明天我带你走”！第二天一早，我全家送他们上路，17岁的广乐哥坐在大哥的自行车后边货架上，经过三天跋涉，到确山县竹沟新四军办事处，参加新四军任鄂豫皖挺进纵队护理员，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抗日时期从随州给我家带过信报平安，在白色恐怖下只说是在“药铺做事”，我们心照不宣。1949年底，我在武汉见到陶广乐（改名陶文德），时任四野司令部卫生处保健科长，1978年任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训练部副部长，副师级、中校军衔。1980年我去重庆出差，看望他，不巧，他去西安开会了。受到嫂子和侄女们的热情接待。他参军70年，我仅在1949年见过一次。
他们去创建根据地
中共中央中原局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开辟华中战场的方针，1940年2月跨过津浦路东进，到达安徽省来安县半塔集的津浦路东的抗日中心以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游击活动更为活跃，使南京、徐州、武汉这些大城市的日寇深受威胁，盘踞在南京外围的日寇，对我抗日中心地区半塔集进行合击。少奇同志得知日寇的动向后，迅即召开江北指挥部布置反“扫荡”会议，向华中各地区发出紧急通报，动员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反“扫荡”斗争。一天，少奇同志通知大哥到他的住地——南沙湾汇报《抗敌报》报社战备情况。少奇同志正在谈话指示，警卫员突然进屋说：对面约二、三里路的村子起火了，老百姓说是鬼子到了那个村庄，要大家赶快离开南沙湾到南边的村子躲避一下，少奇同志的秘书刘彬也这么劝说。少奇同志却非常镇静，没有中断和大哥的谈话，直到要谈的问题告一段落，警卫员又进屋催促快走，大哥和刘彬同志、警卫员一起跟着少奇同志骑马加鞭往南走去，同行的还有另几位警卫员和饲养员。他们约走了四、五里路，来到一条望不到头的大河前，河水不知深浅，河面约有半里多宽，看来水流还不很急。这时鬼子已到了我们刚刚离开的南沙湾，在村里放火，又有枪声。在警卫员正着急渡河无船时，忽然少奇同志一扬手对大哥说：“阑西，记得当年刘备跃马过澶溪吗？我们骑马过河吧！”于是在少奇同志的率领下，他们骑马下河了。马一涌一涌前进，他们紧紧伏在马背上，虽然身上溅了不少水，经过约二十多分钟便到对岸。下马后，少奇同志和大家都笑了。日寇到南沙湾，见那里没有游击队，便放火烧了村子回去，没有再向河这边来。少奇同志不但没感到虚惊，还开玩笑说：日寇也不是真正胆子大，他们只是完成烧村子的任务就回去了，大家也都好笑。他们把湿了的衣服拧干，继续前行。向南又走了二、三里路，有一个村子，便停下来休息。又谈了约一小时，少奇同志便和大哥分别，他和随行人员向盱眙县城前进，再转赴淮北地区。
1940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改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在盐城建立八路军、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出版机关报《江淮日报》，少奇同志任社长，副社长王阑西。大哥长期在少奇同志和黄克诚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时的盐城已成了华中解放区首府，为华中解放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央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根据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在1942年3月18日率随行人员转回延安。三年多来，完成了党中央决定的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战略任务。
大哥、大姐在鄂豫边区、盐城工作期间，曾托人带信给我家报平安。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大哥到东北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长、西满分局《西满日报》社长兼新华社西满总分社社长、广播电台台长、中共嫩江省委宣传部长、城工部长，为解放我国东北战斗着。
1948年12月，东北大军准备南下任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陶铸任政治部主任。
大动荡大分化 我投靠共产党
1948年11月，南阳城周边各县相继解放，国民党第13绥靖区司令官王凌云见大势已去，弃南阳率部向新野、襄阳逃窜。用欺骗挟迫手段，将南阳城内13所中学3000多名师生及1万多名工人、店员、市民掳掠出城。我那时是镇手工业学校学生，因停课呆在新野家中。当时谣言四起说：“国民党军撤退后，美军飞机要丢原子弹炸平”。老百姓人人自危，同学们不知真象相约随校去襄阳。我母亲也很怕，只想年纪大了，炸死算了，要我们年轻人赶快逃生。我找“镇工”迁校负责人李俊峰（教机械学）报了名，李老师说：随校迁移吃饭、穿衣都可负责。并随校去襄阳，住襄阳城区25里广德寺的一个中学里。每天学生自己砍柴、背米、煮饭，每天两餐稀饭，同学们抢着吃，没有上课。住个把月，二次解放襄阳开始，学校奉命向沙市迁。这天黑云密布、风雨交加，鹅毛大片越下越大。襄沙公路结成油光凌冰，人们在泥水中挣扎，经常看到冰僵死的尸体在路边被雪蒙盖着。我上无雨衣下无胶鞋，长途跋涉，布鞋破了，赤脚也要走。双脚冰冻失去知觉，晚上住在农家，好心的农民劝我们切不可用热水烫脚，烫了会残废，只能用冷水洗脚，好心人救了我，至今我记忆犹新。
到沙市我第一次看到我国第一大河——滚滚长江。河南学生荆州管理委员会发给我们“河南逃难学生荆州登记证”，我很恼火。来沙市前说是“迁校”，在抗日战争时全国迁校浩劫太多了，习以为常。现在抗日战争已结束，我咋变成“逃难学生”了。要说有难，那就是国民党司令官王凌云从南阳城逃窜时，大肆洗劫疯狂破坏，掳掠1万多人沿白河两岸南下，以三、四十里宽的急行军，象汹涌的海涛滚滚而来，一路抢光、吃光、抓光（抓年轻人）。带来的劫难在国共争夺的拉锯区市面上，国民党的金元券、关金、法币和共产党各根据地的冀南票、北海票、中州票，还有银元、铜元，面值不同，互相折算，一律通用。度量衡是十六两秤，要买斤论两更为复杂。物价飞涨，早晚市价不同，国民党钞票急速贬值，百姓大遭殃。
到沙市三天后，学校又带我们坐小火轮去岳阳再坐火车去武昌，学校无法解决吃饭，有钱的同学自己拿钱买，我们没钱的同学难熬。在船上我们到厨房找厨师要剩饭吃，在码头我们一身狼狈相，也顾不得“面子”，闯出“文明讨饭”的一招，向店铺票老板敬礼，不说什么，人家也明白你穷学生的意思，得到招待。在四天中讨到三顿饭，没有饿死。从岳阳去武昌夜晚，只有平板火车，4人一排坐自己的行李，不能打盹，滚下去就没命，寒冬的夜霜落得满身银白。
到武昌住在昙花林一个学校里，校方安排每天两顿稀饭。在寒风阵阵的操场上，三块石头架个大行军锅煮米，每顿还不等米煮熟，同学们就用自带的搪瓷杯在锅里舀，一阵哄抢而光。这样过三、四无，我想不对劲呀。天冷吃生米，是会生病的。同时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驻武汉，听说国民党军队要给我们换军装，装上军装，编上番号，就不再是自身自在的学生，身份变成了兵，想回家就难，再逃跑要军法处理——枪毙。我在战乱中成长，见过枪毙逃兵的惨状。同学们商量还是回新野好，要回就早行动。趁天没亮就带着行李，翻过锁着的大门，直奔码头过江到火车站，只要是向北开的火车，不论客车或货车都行。我们爬上敞棚货车，遇到几位商人要运卷香烟的美国“盘纸”，敞口检查站不准向北运，求我们用行李把“盘纸盖着，要我们坐在行李上，主动提出一路供我们伙食，我们互相都行了个方便”。一起返回的同学约20多人，现成记得名字的有买俊义（回教，住清真寺，原名买克印）、张庆云（新野南乡张营人）。车到驻马店下车西行30里就是解放区，受到八路军和人民政府欢迎，沿途招待食宿。400多里路三天到家，大动后幸存再聚母子痛哭一场。
1949年1月，解放区的新野气象焕然一新、生气勃勃，县人民政府已不再打游击（1947年12月解放后约打一年游击）。在北关书院举办新野县政民干部工作团培训地方干部，主任乔增锐，学员大都是中学师生，我即报名参加学习，投靠了共产党。同年4月学习结业，我被分配到县贸易公司任文书、统调物价。主要任务是收购土布、棉花支援解放大军南下，渡江解放南方。我骑过大马背着枪，到南阳专署领回一马车人民币。同年9月抽调我下乡剿匪反雹，这里县人民政府给我家大门挂上“革命军属光荣牌”，公开了地下党家属身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11年，我家为地下党做了三件事：掩护河南省委地下党的革命活动；秘密保存地下党的重要文件；寄养了地下党的女儿成人成才。
一位中共省委代表在我家进出，去十多个县活动，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能安全十一年未被抓人、抄家，何因？一是历史形成。我父亲1917年去省城开封读书、教书，后接家属住省城，没在本地任过一官半职。我和母亲全家1937年回到老家，给人的印象是我家无权无势、与世无争，一位家庭妇女带着一群娃娃艰难度日。二姐和我哥长期在外读书、教书，地位低下，不显眼。二是党的正确领导。1938年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反动派的反共面目还未明显显露，1939年1月少奇同志及时到来，防患未然，断然纠正地下党不够隐蔽的倾向，王阑西立即撤回了根据地。
大姐这位新四军女战士，1939年进入豫鄂皖边区时24岁，与日寇、日伪、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从南阳、竹沟、定远、盐城、长春、齐齐哈尔、嫩江、接近苏联边境，跨越豫、鄂、皖、苏、鲁、冀、辽、吉、黑九省，转战南北迂回行军一万里，冒着枪林弹雨、风霜雨雪、炎阳冰冻，不仅完成各项任务，还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给组织上交蔬菜。行军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只靠两条腿，她不要照顾，行军坚持不骑马，和同志们同甘共苦。在这十年的拼搏中，还先后养育三个孩子，经受了严酷的考验。战火的摧残解放后长期患病，病情不断发展，1961年后，近五十岁，因病休养，从不向组织提条件、要待遇，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坚强党性。
劝我再学习 要我进大山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已成为中南政治、经济、文化首府，大哥任武汉军营会文教接管部第二部长、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这年冬季大哥参与中原大学、湖北革大、四野部队艺校联合招生，他和大姐劝我到武汉学习。我于同年12月经新野有关领导批准来到武汉。大哥、大姐戴着红星总体方案闪亮的军帽，穿着威严的军装，有小汽车坐。十年前戴草帽、穿便衣、骑自行车的影子不见了。还添了两个小男孩，后来成为企业家。我考入中原大学政治学院，学习期间他们要我在假日到他们家团聚，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给我零用钱，请我在大光明影院看《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我第一次看电影，感到温暖、快乐。我这革命军属高干子弟在国统区白色恐怖下长期的压抑、惊吓解脱了，在灿烂的阳光下挺起了腰杆。
1950年6月中原大学毕业，母校为我一生的革命事业奠下基础，解放初期急需干部，分配工作的原则：根据国家需要，个人自愿选择志愿，组织批准。需人单位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各部、武汉市政府、湖北（恩施、郧阳）、广西。另一机遇：我的大姐时任中南交通部人事科长，掌管六省交通系统人事权，并正与中大联系要人；我的班主任汤少余，这时推荐我去武汉市政府工作，已题字为我送行。大姐以老共产党员的忠诚，对我这个弟弟从严要求：一、不接收我到中南交通部；二、不同意在武汉工作；三、要我到艰苦的湖北恩施大山区。我接受建议，自愿报名到恩施工作。
1950年6月25日大哥给我离汉来恩题字：“要到最艰苦的环境里去，要到最实际的深层去，……在忠于人民的事业中，献出你的一切”。两位老共产党员对我的要求，我落实在行动上——坚持大山区60年；印在脑海里——至今深刻；给我写的临别赠言题字——已珍藏60年。
1950年6月25日，由湖北恩施专署工商科长王宗田和科员李仁群带领我们中大同学52人，从汉口乘船经宜昌转船到巴东，从巴东身背行李步行到恩施，从中南首府大城市下到刚解放的贫困大山区，天壤之别的反差，我坚持六十年不动摇。
聚少散多 亲情依然
1951年夏，我在咸丰贸易公司受公司委托，押运一批鲜货娃娃鱼从来凤百福司水运，经湖南沅陵、常德到长沙换火车去广州推销。这时大哥在长沙任湖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我去看望他们，见到湖南军区司令员黄克诚（后授大将军衔），有幸与战功显赫的将军共进午餐。
1952年到1960年，大哥任中央文化部部长助理兼电影局局长，创办北京电影学院，兼第一任院长。我虽向往北京，可是我山高路远，工作繁忙，一无时间，二无旅费，难去探望。仅在1957年趁去武汉出差，请假去了一次北京看望大哥、大姐，他们虽住在首都，生活在高层社会，院子里还种着蔬菜、玉米，艰苦奋斗的本色不变。
1960年底，大哥又调到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授少将军衔。我看，他的武器是笔杆子吧。
大姐由于长期南征北战，肩负战斗任务又带着三个孩子行军，积劳成疾，从1961年后不能正常工作，组织决定她因病休养。我和大哥、大姐由于连续十多年的战争，解放后因工作需要，又是天各一方，虽相处80年，团聚时屈指可数，甚为思念。一个机遇给了我弥补：1960年9月，共和国文化部举办埃及电影周，《大众电影》杂志刊登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埃及代表团，有王阑西陪同。电影周开幕式有国家领导人和中央部门负责人朱德、周恩来、陈毅、包尔汉、沈雁冰、夏衍、王阑西等两幅合影。我把两幅照片剪下贴在影集中已保存五十年，近年来扩印技术的进步，我又扩印分送亲人。2007年大哥、大姐的小儿子（62岁）来恩施看望我，发现在这远离京城的大山沟还有他眼中的家宝，说十年浩劫家徒四壁，根本没有这些了，立即将家宝拍摄在相机里。
十年浩劫时期，大哥、大姐受到长期迫害，严重冲击，下放五七干校。他们立场坚定，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大哥调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委副主任，重新主持被“四人帮”破坏了的电影事业。重建大多数电影机构、管理体制、工作生产秩序、培植青年创作人员，组织领导各电影厂，摄制出很多好影片。努力恢复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大姐随调北京，为文化部司局级离休干部。
1986年5月，为父亲安葬。大哥、大姐已离休，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五十年来，五姐弟首次齐聚长沙，也是最后一次。大哥赠我一本他撰写并签字的《驰骋中原》回忆录，使我了解他们在抗日时期那段战斗历程，据当时社会上《书报评介》：“通过此书，在文化大革命后，首次向社会揭露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刘少奇同志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的内幕”。我们的心情极其沉痛。
大哥还带我姐弟们去伟大领袖毛主席故乡韶山参观，照合影相，这是我第一次与大哥合影。这位终身的政治工作者，主持家庭会依然抓政治，问我入党情况。我对党相信、感恩、热爱、拥护是肯定的，没有共产党员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我1953年加入共青团后，一起按照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党组织和职工是信任我的，党支部曾委托我代表支部和县广播电台作发言录音，我曾担任过支部委员、工会委员。在贫困大山区的基层半个多世纪，在那个时代接连的政治运动，一度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我虽不是剥削阶级出身，也算不上知识分子，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感到自身具备入党的条件有差距，缺乏信心。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知识分子可以申请入党。可是我已接近离休，基层企业单位业务繁忙，耽搁了时间，以后企业撤销，离退休人员下放社区，我很快进入高龄，基层党组织重点是培养年轻人，种种原因入党就更困难了。我虽年高，要求在有生之年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激励自己永远与时代同步，永远保持革命的朝气。
战火摧残人憔悴 八宝山上存忠骨
亲人离开了我们，共和国文化部两讣告：
大姐陶一波因病不幸于1991年3月2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
大哥王阑西因病医治无效于1996年5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两位均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们先后失去两位亲人、老师和朋友。他们都生于民国乱世、国难当头、内战频繁的大动荡、大分化的年代，从青少年就挺身而出参加革命，救国救民，促进共和国的创建，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全部无私地奉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2004年，我和老伴亲自到北京悼念了他们。
这次来应将还享受到国家规定离休干部登天安门各景点参观、市公交车免费的优待，感谢党和国家对参与创建共和国的人们周到的安排。
我这六十年的体会
党的需要，亲人的建议，我放弃大城市的工作，自愿来到大山区至今无悔。六十年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学习，二是工作。我长期在财贸战线的基层摸爬滚打，没有创造出惊天动地的成绩，只是在平凡的工作中，脚踏实地、默默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是我应该的，我尽心了。我体会以下五点：
中国共产党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新中国建设得国强民富，全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我们要珍惜今日的幸福来之不易，要永远热爱党，拥护党。
要热爱祖国：当一名中国人幸福与自豪，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信心、有办法、有实力排除艰险，又好又快平衡地发展经济，让全国人民过幸福生活。
学习才有知识，有知识才有力量：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自幼贫困的环境激励我发奋读书，走路也在读书，立志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对社会有贡献。在小学、初中学业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常代老师评改同学作业、考卷。有机会看老师的备课材料，使我更扎实地学习。参加革命后一贯注重政治、文化、业务学习。曾参加干部工作团、中原大学、高教复习班、生物制品培训、计划培训、老年大学。积极参加机关集体政治理论学习、业务现场会和其他书报学习，使我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严于自律、不违法乱纪、不做坏事、不浪费、宁愿自己吃亏不占别人便宜，做一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诚实、守信、善良。
艰苦奋斗，努力工作：来恩施山区，我是新中国第一代财贸工作者，我当过外勤供销采购员，组织土产出山、购回食盐百货。刚解放，公路少、车辆缺，出差全靠两条腿，随身要带三件宝——背包、草鞋、油纸雨伞。我走过巴东——恩施400多里、利川——恩施200里、恩施——红土180里，特别是川鄂边区的西界砣（长江上游石宝寨对面）——忠路——活龙坪——咸丰500多里，独我一人在崎岖险恶、寂静阴森的山路长途跋涉，常有大蛇、野猪干扰，几十里难见到一位行人。我高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歌唱二郎山》等革命歌曲，冲破旅途的寂寞。我见证了“蜀道难于上青天”的诗句，我毅然超越了这个“难”字。
川湘边区的水道也很凶险，木船航行的安全只能“听天由命”。顺来凤百福司酉水河下行沅陵、常德，这鸡笼滩不知吞没多少个鲜活的生命，我就在此遭触礁船毁，幸得救生还；四川彭水乌江下行涪陵，中途的羊角溪几里外就听到险滩震天怒吼，木船过滩象树叶在瀑布般的浪涛中倾泻而下，船工全神贯注紧掌木舵，如赴沙场面临大敌，灵巧地躲开五里长滩一个接一个的暗礁，稍有差错，船人同毁。每次过滩前，航营站要“登记姓名、住址”，说白了就是船毁人亡后好给你单位报丧领尸；从川江涪陵下行西界砣，木船运盐是重载，归怕登陆艇开快车冲来，激起丈把高浪，船翻人丢就在一刹那；三峡巫山坐木船下巴东，是巴楚最险恶的一段，这里峡窄峰高，全是激流旋涡，如进虎狼群中，能安全到达算是命长，好在我会游泳或许能减少一点风险。每次去凶险的水道执行任务，虽不象拼搏杀敌那样的你死我活，但也是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我都做最坏的打算，那时没有塑料袋，我把最核心的要件：县政府盖大印出差证明书和大面额币，用油纸包好装进一节竹筒里，用蜡把竹筒封紧，再包油纸、用蜡又封紧，捆在身上，我要与竹筒共存亡。如果我淹死了，可证明身份；如天不灭我，我还要去远方出差为民造福，要用证书和经费呢。这川江水道和川鄂边区山路，我从刚解放的1951年连续奔波三年，每年要走四、五次。当时我正申请加入共青团、读苏联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的帮助鼓舞着我，我的革命干劲十足，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突破一个个的艰难险阻，完成一个个的艰巨任务。外勤也有欢乐：西南行政区贸易大会，重庆市长曹荻秋宴会上给我们祝酒；在武汉执行任务时派我欢迎国宾，同一时刻见到周恩来、金日成、张体学三位伟人同乘一敞蓬迎宾车；另外一次参加省长张体学的“红苕宴”。外勤还给我提供在各地书店读书良机。
在粮食局工作十七年，长期下乡中心工作、调查、蹲点，地委、县委抓粮食工作要我们写农村调查报告，报社、广播电台聘我当通讯员，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被发表的作品约90件，其中的长篇达12000字，省展会我自编自演文艺快板解说词，登上了省报，演唱六个月，四十年后有观众还和我谈及昔日现场风趣。我爱写美术字，从刻蜡纸到布置会场的大标语，大小都写。我下放农村插队落户，总想向工农多学点有用的技能，主动拿起瓦刀当瓦匠，抓起锯子当木工，为下乡小知青修补住房。在木贡公社三大队，我主动帮生产队改造大沙坝，组织发展核桃、梨树、木子、竹子经济林，我肩背木子种子走一百多里路送给生产队，队里高兴，公社表扬。
学保健知识，抓强身健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和生命是自己的，尚有健康一切都没有了。我从年轻就注意保健，我爱劳动、游泳、跳舞、打拳、散步、乐观有规律的生活。我曾连遭家庭灾祸，坚强的挺过来仍热爱着生活。我坚持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洁身自好。我国自古就有“不药而愈”如针灸、推拿、刮痧等自然疗法。我学习现代的高科技自然疗法（耳穴、频谱、全息），学点中医药偏方、验方，如常吃野菜蒲公英、马齿苋排内脏毒素。自救或救人，不用药也能治病，自己治好痛风、前列腺炎、肠炎、面瘫，免费给朋友治好偏头痛，十多年老便秘，我耳挂听诊器常为老伴量血压，宣传保健知识，能帮助别人我快乐。
结束语：恩施山区养育了我六十年，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热爱这里的一切，坚持做一位有益于人民的人。
（作者简介：陶广敏，男，1930年生，河南省新野县人。1949年1月参加工作，1990年在恩施市农机公司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