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三口述 彭进章 张玉金整理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我们去武汉拜访了徐达三老人。徐老在解放初曾任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一九五三年敌人在湖北来凤和湖南龙山两县境内空投特务，两省公安厅联合组织反空投指挥小组，由徐达三同志任组长。徐老给我们讲述了那次反空投斗争的亲身经历：
一九五三年三至七月，设在日本东京的所谓“第三势力”特务组织，几次在湘鄂交界的湖北来凤和湖南龙山空投特务，我们同敌人进行了巧妙的斗争，很富有戏剧色彩，至今虽近四十年了，但那场斗争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组织上考虑到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批准我由省公安厅去工业战线的要求。正准备办理调动手续去省工业厅工作，省公安厅接到恩施公安处紧急电话报告，敌人在湖北来凤和湖南龙山交界的山上空投了一批特务。当地军民正在搜山围捕，恩施公安处已派部队赶赴现场。第三天又来电话报告，敌人的空投特务已被当地军民在搜山围捕中击毙一人，活捉三人，现正关押在来凤公安局，请求省公安厅指示。
对敌人的空投行为，当时的中南局、武汉军区和公安部都非常重视，公安部指定武汉军区司令部和中南公安部立即成立反空投指挥部。中南公安部杨奇清部长新自打电话命令湖北、湖南两省公安厅各派一名副厅长和一名处长组成反空投指挥小组，迅速奔赴鄂西来凤，直接指挥这场反空投斗争。
当时我是省公安厅副厅长，解放初曾担任过恩施专署公安处处长兼利县委书记，同时恩施是我的家乡，对鄂西几个县的情况我比较熟悉，因此，上级决定由我去完成这一任务，待任完成后再去省工业厅，并指定由我担任这次反空投指挥小组组长。
接受任务以后立即通知我到杨奇清部长处报到。我到杨奇清部长处不一会，湖南省公安厅的李强同志从长沙连夜乘火车赶到了。按照杨部长的指示，我和李强同志的任务是迅速赶到鄂西来凤，与恩施地区公安处处长、湘西永顺区专区公安处长组成反空投领导小组。杨部长告诉我们，武汉军区将派一个通讯班带一部电台前往来凤协助，要求我们首先要把空投特务看管好，绝不能让他们逃跑、自杀。其次，对特务要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了解敌情。最关键的是要控制敌人的电台，并尽快掌握敌人的联络暗语、波长、信号等情况，争取逆用敌人的电台，诱惑敌人再投，从而进一步扩大战果。杨部长还强调，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同时，敌人非常狡猾，他们的电台等器材先进，和他们较量，要处处留心，做到天衣无缝，才能使敌人相信。要求我们去后要用通讯班带去的电台随时同省里保持联系。
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我们从武汉出发，日夜兼程，沿经沙洋、宣昌、巴东，第五日才赶到来凤县城。先进行赶到的徐耕耘（省公安厅政保处副处长）、段芝英（恩施地区公安处处长）、彭祖贵（湖南永顺专区公安处长）和来凤县、湖南龙山县公安局局长等向我们详细汇报了这次敌人空投的情况。
这次空投时间是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深夜一点，地点在川、湘、鄂三省交界的来凤县卯洞河东乡，空投特务四人。组长刘玉麟，湖南龙山县洗车河人，曾任为县警察局长，一九五0年初外逃，参加“第三势力”，这次空投着陆后因负隅顽抗，在围捕时被民兵击毙。同时投下的还有钟常培（化名金辉），四川人，伪少校军官;高嵩(化名赵乃盛、郭忍)，湖南永顺人；黄孝笃（湖南衡阳人）其父曾伤伪县长，黄在日本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是这次空投组电台台长。
我和李强同志向大家扼要地传达了杨部长的指示。根据这次空投的情况，经过仔细分析研究，初步拟定了工作方案：我和李强同志负责对三名特务进行审讯，两个处长负责清理空投物资。当时，最关键的是突破敌人的思想防线，迅速查清敌人电台联络密码。
这是一场严肃的极费心机的智力斗争。对手是老牌特务，经过专门训练，远非一般，同进他们科学比我们发达，无线电通讯技术比我们先进，和他们较量，必须随时留心，周密思考，做到天衣无缝，稍有疏忽就难于取胜。比如说，我们在武汉未去来凤之前，有人也设想过可以不必到来凤，把特务押送到武汉进行审讯，经过分析，觉得一方案不妥，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查清敌人电台密码后，利用敌台诱惑敌人，而在武汉向敌人发报与来凤发报大不一样，敌人可以从发报的方位、角度、电波强度等方面知道我们发报的地点，所以非到来凤不可。
为了分化瓦解，我们先逐个接触，摸清思想脉络，然后，各个击破。对待他们，我们主要是交代政策，指明前途，同时在生活上给予优待，来凤产鸡鸭很多，每天审讯以后，我们也和他们一起喝酒、吃鸡子、鸭子，他们觉得共产党不是青面獠牙，也还是讲人道的。经过几天天夜的连续作战，高嵩的思想发生了动摇，他家有年迈的父母，很想和父母及其家属见面，我们紧紧抓住他的思想，答应他只要老老实实交待，我们可以从宽处理，满足他和家人见面的要求。
高嵩开始交待了，金辉见势不妙也开始交待，他们分别交待了在日本经美国特务训练的情况。在美国特务肖太兹的支持和具体组织下，国民党军统特务，国防部第三厅长蔡文治在日本和香港招募和豢养了一批潜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组成了所谓“自由中国运动”的“第三势力”，同时成立了一个“湘鄂西指挥部”，总指挥就是国民党军长刘戡的弟弟刘育成，他们在日本的东京、冲绳、广岛等地进行专门的特务训练，总共训练特务两千多人。所谓“第三势力”，就是暨反共也反蒋的中国第三种势力，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幌子，只不过是为了欺骗人民而已。他们企图将这批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务，即国民党潜逃的军政人员投回大开展“游击战”，其根本目的是颠覆在中国大陆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
高、金交代了，但我们得到的还只是敌人一般的情况，而掌握电台联络暗号的黄孝笃仍不声不吭。又经过几天的工作，对他反复进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教育，他终于交待秘密联络的波长、呼号、暗语等。第二阶段的工作我们胜利了，三个人交待了他们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和空投着陆后行动计划，并愿意听从我们的安排。
经请示中南公安部批准，我们决定在我方电台的监视下，让黄孝笃按他们规定的时间，同在日本的总部联络。
一连三天的呼叫，对方毫无反应，直到第四天深夜十二点，与日本东京总部终于联络上了，黄孝笃将我们事先拟好的电稿内容发给东京。
从开始和东京接上头到后来几个月的往来联系中，我们拟了近百份电报，每分电报都经过了周密的思考和召开“诸葛亮”会议认真研究，同进还必须经过中南公安部审查批准，甚至有的电报要经过中央公安部批准后方可发往东京。我记得每一次发给对方的电报内容是“安全到达，等待指示”。次日夜十二点，日本总部来电，祝贺空投成功，并询问“桐油价格如何？”这显然是敌人的暗语，经审讯，才知道是问他们的身体如何。
鉴于组长刘玉麟已被击毙，我们当夜研究了如何回话，既要告诉对方刘已经死了，又要使敌人没有半点怀疑是被我们围捕时打死的。根据我们掌握的刘玉麟的情况，他患有肺结核和心脏病，就假称刘的心脏病发作，无法抢救，刘已死于山上。我们还根据一般心脏病人发作的症状，报告对方，刘发病迅速，突然休克，欲言而不能语，不知他临死前想讲些什么。因为他是这次空投的组长，我们怀疑总部对他另外有秘密布置和交代，所以编了“欲言而不能语”等话。
日本总部接到电报后，当即来电表示“吊唁”，并任命金辉为“湘鄂西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继任这次空投组长。总部还指示金辉，潜伏下来以后，设法进入城市“策反起义部队中校以上军官，搜罗旧部，建立地下网”。并要求侦察来凤、龙山等县各方面的情况，特别强调要迅速侦察来凤机场的飞机、兵力部署情况。过了两天，我们假报说已派人化装去来凤机场附近侦察。再过两天又假报：“见机场有农人放牛，未见共军”。当时我们考虑在给敌人“情报”时既不能把情况讲得很紧，也不能讲得很松，讲紧了他不敢再来，讲松了，如果敌人到处空投，那也是个麻烦。
未过几天，总部一再来电指示，并多次问到“需要什么，尽可详告”，看来敌人对湘鄂西这一带大山区是寄予很大希望的，因为这一带便于潜伏和进行“游击战”，同时他们还认为这里有其社会基础。于是我们提出了利用敌人的电台诱惑敌人继续空投的方案。经请示，中南公安部批准了我们诱敌空投的方案。我们再次作金辉等人的工作，指出给他们立功赎罪的机会。
一九五三年三月底，我们利用敌人急于在川湘鄂边区发展势力，扩充队伍的心理，令黄孝笃向总部发报：“仍潜深山，生活困难，请求火速补人员及物资”。东京回电让金辉等人“准备空投场地，不日即有人员和物资补充”。为了麻痹敌人，我们决定把这次诱敌空投的地点移到湖南龙山、永顺一带的摩天岭，并立即通知附近县的公安机关、武装部队和民兵张网以待。
敌人非常狡猾，尽管我们多次报告场地已经准备好了，急切盼望给予补充，但对方除了再应充补充外，一直不告诉空投的具体时间，我们只好日夜守在摩天岭上。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深夜，诱敌空投成功了。但对方却投到了湖南永顺、沅陵两县交界的麻栗场大山上，好在我们早就通知永顺、沅陵公安局。这次空投的三名特务全被活捉，空投物资也全被缴获，三名特务被押往湘西永顺专区公安处。我与李强同志商量，并请示杨奇清部长同意，由李强同志带一个工作组和金辉等人的交待材料，去湘西公安处突击审讯三名特务。经审讯查实，这次空投特务小组黄强麟（代号A——250）是湖南永顺人；报务麻大庆，湖南大庸人。他们这次空投的飞机是从日本冲绳起飞的，因为计划在天亮之前必须飞出中国大陆领空，在匆忙之中投错了地方。黄强麟等人交待，总部指示他们到大陆后，迅速与金辉组会合；金辉应设法潜入长沙，逐步建立长沙站，黄要迅速与香港接上关系，使长沙、香港、广州连成一线。他们的任务是收集大陆各方面的情况，尽量搜罗人员，扩充队伍，“与中共开展游击战”。
我们继续利用金辉组的电台与东京总部联系，佯称没有见到补充，要求总部在与空投的补充人员联系上后，速告其详细地址，告诉与其联系方法和寻找途径。我们还假报情况说，找到一个叫“谢老五”的老土匪头目，他手下有一批一人马，愿意与其合作，为开展“游击战”创造了条件，请求总部给予“补给”。敌人连连上钩，指挥金辉组抓紧收集军事情报，要抓住“谢老五”，“迅速发展队伍，建立龙山基地”，并指示今后电讯联系要尽量减少，以利就地转移和生命安全。还告诉，总部正着手准备补充，到时另相电告……
一九五三年七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的监听台收一种电波，经通知金辉、黄孝笃接收并译出，知道敌人再次准备空投。
七月二十七日深夜一点多钟，飞机飞进了事先联系好的空投地点的上空，低空盘旋一圈后，突然又调高飞走，空投到湖南桑植县城外十五里的山坡上。机务人员发现那里的火光比原来盘旋的地方的火光更明亮，误认为那里是正确的空投场地。原来那是桑植县城关区晚上在开群众会，散会后群众打着火把回家。这次投下的三名特务，报务员被活捉，其余两名被农民群众当场打死。
经过几个月的过细工作，金辉、黄强麟等表示愿意为我们服务，听从我们的安排和指挥，以期立功赎罪，我们不仅利用他们的电台诱惑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空投，一次又一次上勾，给我们送来特务人员、情况和物资；而且我们还利用金辉等人提供的情况，在大陆破获了两起特务案件。
一次，金辉向我交待，他知道一个姓李的特务份子，披着宗教外衣，以传教士的合法身份，在天津等地进行特务活动。我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南公安部，并迅速报告北京，未过几天，北京送来了那个姓李的照片，一张张拿给他认证，他一眼盯住姓李的照片说：“就是他，没错，就是他”。就这样，暗藏在天津的那个特务组织很快破获了。
还有一次，我们要金辉再次提出要“补给”，总部答应派人携电台和其物资从香港到广州，要金辉派人去广州接头。我侦察人员在广州很快与特务接上头。广州市公安局密捕了这名自投落网的特务。
一九五三年八月以后，日本总部指示金辉组速去长沙与那里的特务组织联系。根据中南公安部的指示，将以后的工作移交给湖南省公安厅去继续进行。至此，由湖北、湖南两省公安部门组成的反空投指挥小组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公布了全国反空投斗争的重大胜利。
（来凤县政协文史委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