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在宜昌战役后，中将司令官钟彬，率国民党谪系部队第2军，第79军、15军、118军、122军、124军6个军约20万之众，全部美式装备进入鄂西，兵团部驻鹤峰。我当时初中毕业，辍学在家，正思出路，恰逢我父亲与该兵团部总务处长吴达琏相识，因当时面临解放，学校停课，政局动荡不安，我父亲遂委托吴达琏将我带出去。于是我作为学生兵参加了十四兵团，在兵团部任文书，到来凤后又兼做兵团部收发，因此对十四兵团的情况，比较了解。
一、困守鄂西南
时任国民党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官的钟彬，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青年军第二O六师师长，在杜聿明的统一指挥下，远征在缅甸境内与日军浴血奋战，屡建战功，曾是抗日名将。
十四兵团为国民党谪系部队，原属华中剿总陈诚指挥，一直在华中地区与解放军作战。在宜昌战役中，除第二军损失较小外，其余5个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打得溃不成军，几乎被歼过半。此时，钟彬奉命与宋浠濂在恩施建立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浠濂任绥靖公署主任，钟彬任副主任兼十四兵团司令。9月，钟彬率兵团部警卫营、通讯营、总务处、军需处、参谋部所部2000余人，进驻鹤峰，司令部设县城李家大屋和县大队长徐云谷家。为阻滞解放大军西进，在鹤峰驻扎的3个多月中，派遣政工人员，组织各县反动势力，网络土匪、帮会，以各县的县警察大队为骨干，成立地方绥靖团，建立后方游击队，发给枪支弹药，总兵力达6千人左右。到处搞破坏袭击，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有钱人要斩尽杀绝”以蛊惑人心。
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四野战军）进入湘西。从宜昌西进的湖北省独立二师，在长阳县的榔坪，击溃十四兵团的一二四军一部，向恩施方向挺进，对恩施地区形成包围之势。使以宋浠濂、钟彬为首的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坐卧不安，深感末日的来临。10月，将十四兵团部撤至来凤，司令部设半边城（撰稿人在兵团部任文书兼收发）。7天后，宋浠濂、钟彬在半边城召开“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紧急军事会议，十四兵团所部的军、师以上人员及各县县长、绥靖团长参加，这是国民党政权在湘、鄂西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主要是布置各县在正规军撤走后，如何骚扰后方，搞各种破坏活动，打游击战，并拨给各县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如电台、炸药等）。会后第3天，十四兵团部由来凤向四川东部撤退。
二、败退四川
11月初，兵团部昼夜兼程由来凤向咸丰撤退，凌晨至咸丰县城，突遇咸丰县城烧街（为溃兵纵火），形势骤然紧张。部队不敢停留，连夜向四川黔江开拔。至黔江、空城一座，百姓已四处逃避，满城一片狼籍，到处是衣冠不整的溃兵。加之撤退的部队，军需无着，人心惶惶。时值1949年11月间，连绵阴雨，河水暴涨，公路两侧数十里不见人烟，川、湘公路上，泥淖深及脚踝，公路两侧田地里的萝卜、红薯、蔬菜，踪迹不见，被挖掘一空，真可谓“掘地三尺”。能看到的都是溃兵丢弃的辎重，西洋大马，背驮迫击炮、炮弹，倒卧路侧，长嘶哀鸣，有的马被剥皮肢解，成了溃兵的食物。弹药箱的弹药到处皆是，走路时从泥淖中踢出的伯朗宁手枪是崭新的。军用吉普车被拆卸得只剩下车轮和车箱，伤病员拖着伤残的身子，一瘸一跛地在泥淖中艰难地行进。倒毙于路旁的军人，时有发现。
三、彭水战斗
经过雨天的跋涉，我们于午夜到达彭水县城，只见城内火光冲天，原来又是有人纵火。
彭水县城位于乌江边，江对面尽是悬崖峭壁，原江上的桥，已被过江布防的部队炸毁，江面上无一艘船只，只见一排排伸出崖边的大炮炮管，虎视眈眈地指向对岸。原来是十四兵团的第二军的一个师奉令扼守天险乌江。
凭借乌江的险要地形，第二军奉命死守要与随后追击的解放军在此决战。以阻止解放大军的追击。
呈现在眼前的是河滩上的一片狼籍，一长溜数十辆美制十轮军用卡车，燃着熊熊大火，冲天的黑烟笼罩了整个彭水县城和乌江江面，河滩上到处都是被火烧成一团团的银砣子，这是从运军饷（大洋）的美制大卡车上烧熔化的银元流铸而成的，从车上掀下来一箱箱的伯朗宁手枪、卡宾枪满河滩皆是，但无人看它一眼。任他伴着熊熊大火烧毁，而留下历史陈迹。
人们两眼紧盯着滚滚西去的乌江，江面上无一只船，只见许多骡马被赶入乌江，人们拽着马尾随江水向对岸冲去，还有人用两块木板捆在两个汽油桶上，有的坐二、三人，有的坐四、五人，随着乌江激流向对岸划去。由于乌江水流急湍，风大浪高，多数人造木排，被江水冲散，一时间，水中战马的哀鸣和落水人的呼救声，响澈江面，一片惨不忍睹的情景，至今仍萦绕于怀，不能忘却。
直到傍晚时分，我们才坐上一条小船，顺流而下，向武隆方向驶去。一夜间只听见隆隆炮声不绝于耳，冲天的火光，映红了整个江面。原来是解放军已追至乌江正与扼守对岸的国民党第二军交火，战事异常激烈。由于第二军的死守顽抗、解放军在彭水被阻滞了三天。
四、钟彬被俘
我们坐的小木船，经过一夜的风吹浪打，第二天清晨在武隆境内上岸，只见岸边坐满了垂头丧气的兵团警卫营的士兵。后来才知道十四兵团中将司令钟彬被从沿江而下追击的解放军在乌江鸭子滩活捉，成了解放军的俘掳。据当时在场的人说：“我们的船是天刚亮时，被解放军发现的，他们封锁了江岸，两面的制高点都是解放军控制，经过短暂交火，船被击穿进水，钟司令自己走下船，向解放军高声讲：“我就是十四兵团司令钟彬。”就这样当了解放军的俘掳，这也是当时在四川境内活捉的最高将领。
这时，群龙无首的残兵败将们，被一军官模样的人召集在河滩上，对大家说：“司令官交代，兵团部由总务少将处长吴达琏指挥，开赴重庆与宋浠濂主任汇合”。官兵们一脸无奈，拖着疲乏的身子沿去重庆的方向逶迤前进。第二天中午到达南川的白马驿，部队已接近重庆外围。
突闻人声大噪，只见蜂拥的人群从一座军用仓库中抱着衣物，军用胶鞋，四散而去。我们也趁此机会，拾得几双军用胶鞋，跟着大队向前进发。忽然前面队伍停了下来，传来命令说：“队伍向右方并进，去长寿县，不去重庆”。原来是解放军包围了重庆，蒋委员长已经乘飞机去了成都，要我们也去成都汇合。据说是宋浠濂下的命令。疲备不堪的我们只好昼夜兼程由长寿转壁山、经青木关（已接近渣滓洞）、到遂宁、过潼梁、潼南。在潼南一座大桥边（石桥）桥上堆着炸药，禁止部队通过。突然一阵炮弹落在不远的前面，我们被第二军的断后部队误认为是解放军而遭到炮击，被打得四处逃窜，死伤无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找到当地老乡,给了他五块大洋,领我们这些残兵败将，抄小路到达三台县，才摆脱炮击，赶上大部队。从三台走射洪经新繁、新都经成都郊外到达温江的郫县。命令十四兵团的参谋部、军需处、总务处、通讯营、警卫营、特务营都集中住扎郫县犀浦镇，改号为“8970”部队。这时，传来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们的临时指挥官，总务处少将处长吴达琏化装成平民，逃离队伍，去向不明，接连几天，如营长、团长逃走不少。连长以下的士兵们，只好听天由命坐以等待。
五、大军压境
在犀浦镇住了几天后，又奉命改编为“西南游击纵队”由邓锡候、裴昌会指挥。
这时由中南方向撤向川西的钟彬部，由陕西秦岭撤向川西的裴昌会部和留在四川、西康的邓锡候、刘文辉部，约30万之众，汇聚于川西平原，由裴昌会、邓锡候指挥，统一改编为“西南游击总队”准备在川西地区作最后一搏。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在拿下重庆后，从我们后面追至成都外围
，第一野战军彭德怀的周士第、李井泉、胡耀邦率18兵团，由陕西过秦岭、到绵阳，一路风卷残云追穷寇，直逼成都，第四野战军林彪的47军一举解放湘西后，奉令进军贵州向四川逼进，三野战军和四野战军一部在解放云南后，封锁了云南去缅甸、秦国、老挝的边境，切断敌人的最后退路，形成对四川国民党军残部的包围，在适当时候，聚歼残敌于川西平原。
在川西平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裴昌会、邓锡候、刘文辉（国民党西康省主席第24军军长）汇聚一起（宋浠濂已脱离部队化装逃走）。准备在川西平原与解放军决战，然后撤至西康、西藏，企图固守康藏，作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地盘，与解放军对峙，等待美国的援助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暴发。
天有不测风云，四野部队在封锁了云南边境后。一部进入到云南和西康交界的得荣县边境，最后切断国民党军进入缅甸的道路。但在此之前，原国民党军田中田师于1949年10月从西康经得荣进入缅甸、泰国、老挝三不管地区，（即现在的金三角后来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地）用武力占据该地，为解决部队的给养，强迫当地群众，大种罌粟（鸦片烟），用武装护送境外贩卖，作为部队军费来源。
1949年11月，原西康省主席，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在西康雅安宣布起义。从而彻底切断国民党滞留在川西平原上的30余万残兵的外逃后路。
这30余万残兵败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如瓮中之鳖无路可走。要打吧！兵无斗志，若作困兽之斗，必被歼灭无疑，要走，从西康撤走之梦，被刘文辉的起义彻底打破。
解放军从保护川西平原人民群众的利益考虑，一旦围歼战打响，双方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整个川西平原将毁于战火之中，人民的生产财产将遭受巨大损失。于是，加强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攻势，对国民党高层陈述利害，要他们认清形势，选择和平起义的道路。经双方多次接触、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国民党军队无条件投降（对外宣布为和平起义）。解放军保证起义官兵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团以上军官集中学习）。
1949年12月24日，由裴昌会通电起义，命令各部在原地集中待命。十四团兵团部人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18兵团62军186师合编为1个师（我为558团三营文化教员）。其他部队和18兵团其他军、师合编，也有与二野部队合编的。从此，我们便成为周士第司令员、李井泉政治委员、胡耀邦政治部主任的部下。人民军队的一员。
六、川西剿匪
1949年12月，部队合编，基本上国民党一个师（实际上只有两个团，我任连队文书）与解放军一个师合编为186师，由解放军派出政工人员，组织起义人员进行“诉苦运动”。国民党士兵90%以上的人，都是被抓壮丁而强行入伍当兵的，出身于贫下中农的贫苦阶级，仇大苦深。1个月的“诉苦运动”下来，人们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精神面貌得到根本改变，象变了一个人似的。在后来的剿匪战斗中，很多人立下战功而成为战斗英雄。
随着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和成都的解放，国民党高级党政人员，原十四兵团部总务处少将处长吴达琏在成都化装潜逃，还有特务营营长等，这时传来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上将宋浠濂化装乘船逃跑在峨眉被解放军擒获。1959年作为战犯，在思想改造中表现很好，第一批被特赦，后移居美国，十四兵团中将司令钟彬，由于思想僵化，未能获得特赦，后因病死于秦城战犯管理所。
其他未逃走的，便派遣特务与各地封建反动势力及袍哥帮会勾结起来，在各地袭击人民政府的农村工作人员，组成土匪部队，到处骚扰袭击，有的甚至占领县城（邛崃县就被上万土匪占领，杀害工作人员数百）割据一方，残害人民。
合编的部队经过“诉苦运动”后，被派往剿匪前线。这时的川西平原各县都有土匪，这都是国民党残余人员组织的。我们团负责清剿温江地区的郫县、双流、新都、新繁、新津、邛崃、崇庆等地的土匪。在双流的黄水河一战，歼匪上千，后又奉命驰援邛崃，此时，邛崃残匪异常猖狂，他们战据县城后（县城有坚固的城墙，匪徒将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捆绑在城垛上，凡是我军逼进城墙，他们便用大刀和枪或砍或击，威胁我军的进攻。双方坚持两天后，为避免我方人员的伤亡连夜挖地道至各城门下安放炸药，在统一指挥下趁夜黑引爆炸药将四门爆破，早已准备好的我军突击队迅速冲进县城，收复邛崃，歼敌近万，这是在川西剿匪中最大的一次战斗。
经过4个月的反复清剿后，川西平原的匪患基本得到平息，基层政权也相继建立。6月，我师（168师）奉令入朝作战，连夜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胸章，服装整休待命，7天后突然改令62军进康，我团进驻康定。7月初部队进驻雅安（西康省会）经过一周的休整，186师的556团、557团赴朝作战，我558团继续西进，我任营文化教员进驻康定。随即向天险二郎山进发，在我们的身后则是修筑康藏公路的筑路大军（民工）部队在前开路，我们打到哪里，公路就修到哪里。当先头部队进到二郎山麓的滥池子时，遇到小股土匪的袭扰，经短时交火，土匪溃逃。
558团乘胜攻占二郎山制高点，连夜向泸定县城挺进。到达泸定县城，未受到任何抵抗，泸定和平解放。
七、解放康定
1950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的558团进驻原国民党西康省会康定（俗称打箭炉），旋即成立康定军分区，对全城实行军管，同时成立西康省康定自治州，由天宝（藏族老红军）任自治州主席，我被调往军分区文工队。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进藏部队的先遣人员陆续到达康定。同时，为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派首席噶伦（西藏地方政府委员）阿沛阿旺晋美赴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从康定经过。以康定自治州政府主席天宝和康定军分区樊司令员为首的领导，在军分区军乐队的吹奏下，出康定北门迎接西藏的和平使者。
阿沛阿望晋美带着微笑挥手和欢迎他的人们见面，晚上在军分区礼堂参加为他举行的欢迎晚会。
阿沛在会上说：“我是奉达赖活佛和噶厦的派遣，为了西藏的广大僧侣和百姓的安康，到北京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西藏和平解放的，我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欢迎，我会不辱使命的完成达赖活佛交给我们的任务。”第二天即由军分区派出警卫部队护送到雅安，取道成都乘飞机去北京。
与此同时，解放西藏的18军先遣部队在张国华将军的率领下，向西藏进发，1952年，康、藏重镇昌都解放，部队向拉萨挺进。西藏地方政府在审时度势后，才正式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协定”。
1952年，全国土地改革结束，进入经济建设时期，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各方面都需要人材，为支援地方经济建设，部队实行大转业。原国民党起义人员，随着大转业，奔赴祖国各地，为实现五年计划，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鹤峰县政协文史委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