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明口述 王兰馨整理
我叫易明，原名易章述，参军后曾改叫易明轩，后来又改叫易明。1930年我出生在汉口一个爱国艺人家庭，五岁未满生父病故，生母改嫁。伯父、伯母收养了我。不幸，只一年多伯父又去世，伯母也弃我而走。好在伯父临终前将我过寄给幺叔易云山作养子，并再三叮嘱他一定要想方设法把我拉址成人。因此，我从五岁起就跟着幺叔学戏卖艺。幺叔是著名的楚剧演员，曾同楚剧名角沈云陔参加过由郭沫若、田汉等人在武汉倡办的中华抗日救亡演剧队（当时又叫楚剧训练班），积极投入抗日宣传活动。武汉论陷前，幺叔不愿去重庆就带着我和婶娘回到黄陂老家。幺叔务农，幺婶帮做农活和操持家务，我一边读书，一边继续练功学戏。心里总想着有机会还是去戏班吧！
帮助新四军侦察员脱险
1941年，我随幺叔在黄陂县参加了楚戏班。记得那年三月的一天，日本鬼子在黄陂城内搜捕两名新四军侦察员。碰巧，那两名侦察员跑到我们戏院里来了，万分危急。因我幺叔十分痛恨日本鬼子在中国烧杀抢掠，他在这紧急关头，伸手往戏台一指，双手连做几个爬的动作。我心里明白是要我把他俩引到舞台底下藏起来。我晓得可以藏，就连忙这样做了。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唱戏，每当演到《四下河南》、《赵琼瑶》的精彩之处，台下观众不仅鼓掌叫好，常有人往戏台上丢铜板，个别有钱的人还丢银元，也常有铜板和银元从楼板缝里掉下去。待戏演完，我们几个小演员常去戏台底下捡过钱。只要里面不发出响声，外面是很难知道的。那次，就这样瞒过了日本鬼子的搜查。尔后，幺叔又设法护送他俩出了城。他们回到部队驻地黄陂长宴王家河，向首长汇报了情况。当部队教导员曾华友（老红军）知道他们的侦察员遇险得救，对我们万分感激，高度赞扬我们的爱国行动。那年端午节前曾教导员还派人将幺叔和我接到他们驻地热情款待。曾教导员特别喜欢我，在战士们的倡导下，他还与我幺叔结为干亲家，将我认作干儿子，并将我留在部队当个勤务兵。在部队我高兴极了，常给战士们献艺唱楚剧，唱湖北大鼓，特别高兴时还献武术、打拳、翻几个跟头，逗得战士们乐呵呵的。1943年12月底因幺婶病重，经营部领导同意我就回家探望和服侍幺婶去了。
参加新四军独立十四旅楚剧队
由于我会唱楚剧，原来又在新四军当过勤务兵，根据当时部队宣传工作的需要，于1944年12月初，刚满14岁的我又回到了革命队伍，参加了新四军张体学部任独立十四旅政治部楚剧三队队员。学习毛主席的《延座讲话》，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是朱德射击手》、《我们是一群猛虎》、《我们是一条火龙》、《挺进进行曲》等。那时，我既在乐队拉二胡，打绑绑，还参加写标语、演戏和教唱以上抗日的歌曲，我队演出的楚剧有《赵连新归队》、《刘永贵负伤》、《放下你的鞭子》、《血泪仇》、《反徐州》、《捉放曹》、《农家乐》、《打鱼杀家》等。活跃了部队文化生活，鼓舞了战士们的抗日斗志。为了扫除障碍，我们新四军先攻破日寇几个据点。接着又消灭了国民党陈储、马兴武、廖步方等杂牌匪队。在攻打月山、梁子湖战斗中，我同战友们在战斗阵地前沿向敌人喊话进行政治攻势，并在战斗中组织群众担架队，自己也参与抬担架，抢救伤亡战士，并且还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护送伤员到后方医院救治。由于多次都出色的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勤和宣传任务，我们楚剧队在战后的庆功表彰大会上被授予集体大功一次，张体学司令员还通报嘉奖我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全国广大军民无不欢欣鼓舞。当年9月底，我们楚剧队跟随部队渡过长江返回到江北大悟山根据地。
1946年3月，楚剧队进行整编，一、三两队在宣化店合并。由汪洋任队长，王劫任副队长，黄振任指导员，韩光表任副指导员。那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部队给养特别困难。我们白天学习和排练节目，也常抽时间下河摸蚌螺、捞鱼虾，上山挖野菜、摘葛花，以补食物之不足。晚上则随部队出发流动深入到各纵队旅团驻地为指战员们表演文艺节目。记得当时常演的节目有《捉放曹》、《空城记》、《打严嵩》、《追韩信》、《辕门斩子》、《三岔口》、《秦琼卖马》、《闯王进京》和《反徐州》等剧目。我和鲁燕、张太华、叶昌文几个小演员常受到边区军民的好评。我们全体队员曾受到李先念司令员的高度赞扬和亲切接见。
楚剧队奉命化装突围
日本鬼子投降了，全国人民希望从此别离战乱，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可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愿看到大得人心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日益壮大，1946年6月26日，他们撕毁了《双十协定》，调集30万军队向我中原解放军发起进攻。为了牵制敌人，摆脱困境，我中原解放军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战略性的突围转移。
突围初期，上级将楚剧队编入干部旅（对外称第十四旅），全队被编为42团第三连。当时，主要领导仍是汪洋、黄振、王劫、韩光表，我们全连跟着359旅向西突围。部队从宣化店出发，打过平汉线，抢渡唐河、白河，闯过荆紫关，激战鲍鱼岭、南化塘，跨过丹江，直达陕南，沿途战斗不断，历时一个多月。我们到达陕南之后，敌人更加疯狂，对我军前堵后追，左右夹击，还有飞机轰炸，形势越来越危急，伤亡越来越惨重。为了减轻主力部队的负担和保存革命力量，旅部领导决定一部分机关干部化装转移，楚剧队也要化装成跑江湖的戏班于离开部队，设法保存。当时，楚剧队党支部研究突围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楚剧队必须保存的文书档案等交给汪洋队长和另外几位同志携带，继续随军行动。其余的34人化装成江湖戏班子，由指导员黄振、副队长王劫和副指导员韩光表三位带领，按照绕过潼关以东渡黄河，由太行山解放区转赴延安，向东北方向行进。
我们楚剧队有老有少，戏装和行头比较齐全，化装成戏班子并不难。我们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取名为“兴义班”，明确了老板、经理和管班，确定了每个人的身份和称谓，编了一个“班史”和一本流水帐薄，还派人找国民党的地方乡公所开了一张路条，就往大神庙方向出发了。由于敌情不明，当天下午，我们正在一个小村子弄饭吃，突然被前来搜山的敌75师430团包围了，搜了我们全身，钱和一些较为贵重的物品都被搜走了。
第二天，敌人把我们押解到商州县城，关押在敌第一战区指挥所。为了迷惑敌人，我们见机行事，装模作样的在院子里练功，吊噪子，翻跟头。敌人怎样盘问我们，大家都一个口径说是“唱戏的”。是应西安湖北同乡会的邀请到那里开园子去的，走在路上，碰到打仗，躲在山里迷了路被抓来的。尔后，敌人又把我们关进了一个临时收容所，这是一个城隍庙。我们全被关在破庙的一间偏殿里。后来，又把我们全部转到丹江中学的一间大教室里。那期间，敌人想尽办法从我们内部找出破绽，但都未能得逞。有一天，我们班长问我：“要是敌人把我们押送西安怎么办？”我斩钉截铁地说：“要是死了就拉倒，不死我还要当新四军。”班长高兴。队里几个领导分析形势和同志们的情绪对我们十分有利。于是，干脆写了一分“呈文”，申诉“戏班子”身份，设法送到县政府，争取早日出狱。
不久，我们队里从当差口中打听到本地伪专员陈卓勘是湖北黄岗人，而我们楚剧队的陈立华与他是同乡同宗。于是，让陈立华以管事的身份去找这个关系。陈不愧是江湖老手，硬是和当地的一个姓赵的剧场老板以及他带上的几个小演员，利用求见、清唱和带信等种种机会见到了敌方所长、县长和专员。不仅送了“呈文”，应对了敌人的讯问，而且还取得了伪专员的“同情”，由他发了一份电报给430团，让戏班子离开收容所，单独住在山西会馆，并允许开园于唱戏。
离开收容所后，我们一方面组织人上街卖唱，利用合法身份进一步迷惑敌人，一方面派人联系租行头唱戏。有一天，一些人正在闹市区唱戏讨钱，忽然戏班来人气喘吁吁的催大家快回会馆。原来，是伪县政府认为戏班子上街唱戏有些扰乱治安，以此为由，又把我们全队人员关进了丹江中学收容所，过起了囚禁生活。
情况已经清楚，看来敌人确实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我们是共产党新四军，但又不甘心放了我们，只得采取沿途武装押送的办法把我们30多个人往湖北原籍送，让当地军政机关处置。如果任其得逞，楚剧队的身份必然暴露，必须设法尽快摆脱敌人的武装押送。
过了几天，我们被押到了河南省唐河镇的乡公所。前站的押送者急于交差，而这一站一个乡丁模样的人却以乡长不在家为由拒绝接收。双方争执不休，前者将随身带的公文强行丢在桌上拔腿就走，后者紧跟着追了出去。
趁此良机，副队长王劫闪电班地走到桌前看清了公文内容。果然不出所料，这份伪陕西省商洛专署签署的公文上明确写到要沿途的伪政权依次武装押送我们回湖北。这时，唐河镇的那个伪乡丁返回，闩上大门，用一长方形条石顶住。他一边监视着我们，一边给伪乡长打电话。找寻未果，他拖着大枪，搬开条石，反扣上大门，到门外放哨去了。
黄振一声喑示，我们异口同声地喊道：“老总，我们还没吃饭呢！你快想办法给我们搞饭吃！”乡丁说：“喊什么，谁给你们搞饭吃！”王劫干脆取过公文举到乡丁面前让他看，其他的人也相机帮腔。有的说：“你不认得字吗？”有的说：“上面明明写着，我们是湖北的戏班子。”有的说：“我们是你们陈专员的乡亲……”有的还说：“是你们陈专员接我们到商州来唱戏的。”遇到那些黑良心的土匪兵，他们把我们的衣箱行头抢个精光，唱不成戏，陈专员才发下“公文”让我们回湖北的。公文上写着，要沿路的乡公所管我们的吃住，还要派兵保护我们，对我们的安全负责。”还有的人更神气地讲：“你们既不给我们弄饭吃，又不派兵保护，这孤山野洼，要是出了什么事，小心陈专员找你们算帐！”乡丁带着颤抖的声调说：“可是，我们乡长不在家呀！”
在一片吵嚷声中，周围老乡纷纷前来观看，有的人还明显表示对我们“戏班子”的遭遇鸣不平。伪乡丁在大家的责难下，无奈只得把“戏班子”安顿在街上一个空碉堡楼上住下，并答应马上叫人去找乡长回来照“公文”上说的办。
乘此混乱声中，王劫和韩光表一起动手用补纸法把十行纸上写的“沿途武装押送”改成“沿途妥为照料”。把敌人的押送文件变成了楚剧队手上的行路证明。
令人万分感动的是，街上一家姓汤的老俩口伙同另外几个好心人连夜为“戏班子”的师傅们磨面做烙饼吃。
第二天清早，伪乡长回来看到公文，只得老老实实给“戏班子”搞饭吃，还应“戏班子”的要求，派了一付担架来抬生了病的冷月仙师傅。
摆脱了敌人的武装押送之后，楚剧队向北还是向南走呢？向北走，敌情复杂，失去了行头之后无有身份掩护；向南走，有改过了的公文作路条。若是回到湖北，或许还能找到就地坚持斗争的我方游击部队。在此形势下，几个领导研究决定，继续沿公路南行。可是，当时全队人员身无分文，不过我们都不愿意找敌人的乡公所打交道。好在还有几把胡琴，便分成三、五一伙，一路靠卖唱，讨饭维持生活。那期间，我们餐风露宿，倍尝艰辛。冷师傅为了不拖累大家，竟跳水自杀，后被救起。我们大家一路抬着他，一边唱戏讨饭。
1946年8月27日中午我们来到邓县城北一个小镇上，只见人来人往，倒也是个热闹之处，我们就在路边的一个菜棚里歇气。闲聊中听说城内有家京戏班子。领导决定派熟悉青洪帮“海底”的胡玉鹏协同赵老板进城，同京戏班子拉拉江湖关系，争取借用该院唱几天戏，一是为了凑点盘缠歇歇脚；二是相机安排今后行动。为此，我们队里从新编了“班史”，声称我们是应同乡会邀请赴西安唱戏的，途中遇国军拉夫而逃进山里的。又遭匪徒抢劫丢失了衣箱逃难回湖北去的。傍晚，赵带回了交涉成功的好消息，大伙便一起进了城。
三天日场演完后，楚剧队准备离开邓县回湖北的老河口。那京剧院的郑老板提出将楚剧队的我们四个小孩留下学京戏。怎么办？不答应吧，楚剧队尚未找到集体隐蔽的处所；答应吧，留下四个小鬼又怎能放心，最后决定让副指导员韩光表等四个人留在邓县，其他人离开。然而，第二天郑却以警察局不准上户口为名逼着四个大人离开邓县。显然，警察局不准上户口是个托词，真正用心是撇开四个大人，好把我们四个小伙伴变成他们的私产罢了。不过，郑的打算落了空。因为楚剧队去老河口的人得知蒋军五战区已不在老河口，经与老河口的汉阳和黄州两个同乡会交涉，已争取到集体在老河口开园子唱戏的隐蔽条件，韩光表到老河口与大家会合后，速派孙贵和去邓县偷偷接回了四个小同志。
老河口是鄂北重镇，濒临汉水，商贾云集，有“小汉口”之称。楚剧队阵容齐整，文唱武打都不错，颇能吸引观众，购票者十分踊跃。几个日场演出，让同乡会的老板们尝到了甜头，他们便决定由其所属的“光明戏院”同我们“戏班子”按三、七折的比例签订了三个月演出合同。同乡会还派来一个名叫王曦的人作为后台经理，帮助“戏班子”同外界打交道。
由于合同的签订，为我们楚剧队赢得了集体隐蔽的暂时条件，全队衣食基本解决，给每人做了一件棉衣和一双新鞋。然而，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也给队里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吃吃喝喝、抹牌聚赌等一些旧戏班子的生活习气，当然，其中多数人是从隐蔽我们真实身份的需要出发的，防止内部万一出了问题而故意以灰色面目出现的。但尚且偷安及时行乐者也不一定没有。为此，党支部及时抓紧教育，批判不良倾向。为了早日脱险，指导员黄振提出他南下找组织，由王劫和韩光表二人留队领导我们。后来，楚剧队又和出资方签了第二个为期三个月的演出合同。当然，还是暗中打听“家”的下落。1947年农历2月12日队里又派陈立华离开老河口去找组织，好久未见音讯。我们也明白找组织有一个过程，首先还是找生活出路吧！暂时分散，可以投靠亲朋好友或其他戏班，可以找机会分批离开老河口，以后再想法联系。我和韩光表、王劫、任幼奎、李连生、胡少卿、鲁燕、徐状元、叶永钧、胡元鹏、张泰华、狗娃、二毛、三毛等14人就是搭乘运猪的小商船离开的。后经樊城、随县、安陆、花园直到孝感县的周家巷汤家大湾才和部队联系上，罗厚福司令员派人以“抓”的办法把我们接到他们驻地。1947年12月5日我们胜利回归到革命队伍。
回想那段时间，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与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周旋，作了巧妙的斗争，楚剧队全体同志的心情是兴奋的。因为我们34个人在敌人的监牢里没有一个变节。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我们楚剧队的同志团结一心与敌人斗智斗勇，这证明了五师楚剧队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战斗集体，也证明了全体同志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
1947年11月，我在罗厚福鄂豫三军分区政治部战斗剧社分队担任副分队长，战斗在大别山一带。1948年12月底，我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同年调任鄂豫军区王树声部政治部文艺工作团音乐分队副队长。其间下到连队参加了淮海战役中阻击黄川之敌向徐州增援的战斗。
1949年3月初，我被调任湖北军区政治部文艺工作团音乐队队长。六月份进驻汉阳鹦鹉州。几天后，随湖北军区独一师参加攻打宜沙战役，军区文工团奉命集结在宜昌市公演了《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等剧目，轰动宜昌各界人士，广大人民群众评价极高。当年8月底我被调到武昌进驻桃花岭紫阳新村。
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贡献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欣喜若狂，可以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放手工作了。这里将主要事情讲一些。
1950年4月，参加赴黄岗军区的慰问工作，在木籽店一带慰问剿匪部队，还参加地方政府的群众发动工作。1951年5月，我同军区文工团一起随王树声为团长的南方慰问团访问红安、麻城等老苏区。
1952年11月，我随湖北军区文工团赴河南许昌慰问从朝鲜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来又到湖南长沙、邵阳等地慰问抗美援朝的归国志愿军。在这期间，我和苗能、闻风一起创作了富有湖北地方音乐特色的小歌剧《三换肩》。同年12月份，我团赴中南军区在广州举办的创作节目会演，《三换肩》荣获二等优秀节目演出奖，演员表演一等奖、音乐文学三等作品创作奖。广东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陆续录音播放。《三换肩》的剧本还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湖北省文化局还发出通知，在省内推演小歌剧《三换肩》。许多地、市、县的专业和业余剧团都演出过，对当时推动粮食统购统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该节目在1954年7月份的《解放军文艺》刊物上也发表过。尔后，并将此节目作为参加全国人民代表慰问团到海防前线慰问陆、海、空三军部队的节目，又在春节前夕，我们冒着风雪严寒赶赴恩施、宜昌、荆州、襄阳和咸宁等军分区为部队慰问演出，总行程10000余里，演出100余场，观众达90000多人次。我们不仅把文艺送到祖国的内地和遥远的边防，每到一处还抽时间与驻防的战士和当地群众交心谈心，深受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好评。每到分别之时，双方不仅依依难舍，许多人还热泪盈眶。
慰问工作结束不久，我们又奉命投入武汉的防汛抗洪，在武昌西段白沙湖一带夜以继日地巡逻险情，并要及时抢险堵险，为保证无一溃堤而奋不顾身的工作。我们得到武昌防汛指挥部的通报嘉奖，我个人在湖北军区53年度司、政机关庆功会上被授予三等功。
1953年10月，因成立武汉军区，湖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撤销，同年12月，我被转业到湖北省歌剧团工作。1955年，组织上根据支援山区建设的需要，我被调到来凤县工作，先后任大河区委、城关镇党委会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等职。1957年至1958年中期，又调县文化馆任馆长工作，接着又调县南剧团担任领导工作，直到1985年离休。
我在担任来凤县文化馆馆长期间与馆里同志搜集整理了土家族民间舞蹈和民歌。代表性的舞蹈有《八宝铜铃》、《摆手舞》和《靠灯舞》，民歌有《十二月鸟名》，该歌还入选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我还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群众文化工作。
1958年下半年，我被调到来凤县南剧团担任领导工作，既抓思想工作也抓业务。我以南剧的基本唱腔为主，揉进京剧锣鼓，还吸收了来凤的民歌和扬琴音调，把别的剧种节目移植成南剧演出本，并与团长徐玉寿（全国文教群英会劳模）等老艺人研究导演方案。如，我们先后排演了《三世仇》、《社长的女儿》、《夺印》、《芦荡火种》、《翠香下书》、《生死牌》、《董家山招亲》、《打乾隆》、《海瑞上疏》、《白蛇传》、《木匠迎亲》等剧目，深受湘鄂川黔边区广大群众欢迎，也得到南剧团同仁们的认可。其中的《翠香下书》还被选为湖北省传统戏曲教学会演节目。那时，正是中年，有较多的家务事，小孩也需要照料。但是，在我爱人田玉桃的大力支持下，我和剧团其他领导同志带着剧团和红旗科班的小演员深入基层，上高山、下农村，为区、乡、社、队的广大干部群众和中小学师生送戏上门，特别是《三世仇》、《社长的女儿》、《夺印》、《三楚会》等剧目上演了100余场。1963年至1965年间，我们南剧团共演出600余场，观众达36万多人次。既服务了党的农村中心工作，又活跃了广大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应恩施专区文化局的邀请。在我和县文化局陈左芝同志的带领下，红旗科班的成功演出曾一度轰动恩施地区各界人士，《恩施报》登了专题报道。一时间，红旗科班成了许多人茶余饭后谈论的热门话题，称赞演员们的技艺，也称赞我们党政领导为来凤文艺战线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这批戏曲骨干在后来的30多年里都活跃在湘鄂川黔边界地区的城乡舞台。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双百方针”又得以认真贯彻，我又奋战在舞台上，用辛勤的汗水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肯定，于1979年荣获来凤县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1985年，我退下来，离休了。可是，人离休了，心还关心着党的文艺事业，我还热心参加有关的社会活动，为之付出自己的光和热。
（ 来凤县政协文史委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