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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集南戏的沉浮与守望

来源:恩施晚报 发布日期:2026-06-23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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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邓荷露 宋文鑫

恩施市盛家坝镇大集场村位于武陵山区深处,这里藏着一个延续百年的南戏支脉——大集南戏。

大集南戏发端于清光绪年间,民国时期愈发兴旺。1936年,大集场组建起一支行当齐全、文武场齐备的南戏班子。至1949年,该南戏戏班已能将《四郎探母》《白蛇传》《大破天门阵》等众多经典大戏从容搬上舞台。

大集南戏由何来

要了解大集南戏,首先要了解“三宫”。

明末清初,大集场忠烈宫、禹王宫、万寿宫相继落成。宫前建戏楼,戏楼办庙会。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到七月初一,“三宫”庙会成为方圆数十里的文化中心。祭祖、还愿、商贸、演戏在锣鼓声中运转了数百年。南戏,正是这套民间公共生活体系的核心载体。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剧本质上是一部多声腔的融合史。它将湖南荆河派汉剧、四川梆子与本地杂腔小调熔于一炉,在土家族语言和民歌的长期渗透中,淬炼出鄂西南独有的艺术风格。

而大集场的南戏又在此基础上长出了自己的脾性——它比州内其他团体更“土”,更接近山野,更有庙会戏的烟火气。这种差异,恰恰构成了它在南戏谱系中的独特价值。

一部南戏史,也是一部文化融合史。巴文化与楚文化在这里碰撞,土家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在这里交融。正因如此,南戏成为研究恩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状况的一块“活化石”。

戏班子的重生

2014年,大集南戏走到了一个转折点。

此前,由于历史原因,大集场村村民已经几十年没有听到过南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三代大集南戏成员黄柏书、周方龙、祁世禹、刘国政等人,到20世纪60年代演出渐少,仅演过《雪山放羊》等部分剧目。老艺人相继离世,剧目散失,锣鼓尘封。

2014年,大集场村把这件事张罗起来。村里爱戏的钟发金,把散落在各处的老艺人和爱好者聚到一起。打锣的覃建恩、生角黄广斌、旦角杨明轩、青衣周正军,便在此时集结。

没有戏台,没有灯光和幕布。青衣周正军站在堂屋中间,看着几条红板凳和农具,深吸一口气,抬手起范,唱起了《三娘教子》的倒板。声音从堂屋传出去,落在院子里,覃建恩手里的锣槌也跟着落了下去。

他们在堂屋里、院子里点着灯排练。白天务农,晚上排练,一本戏磨一个多月是常态。

2016年,在恩施州戏剧家协会协助下,大集南剧传习所正式挂牌成立。18位成员,行当基本齐全。传统剧目《杀狗惊妻》《三娘教子》等陆续恢复,新编戏《故乡也有彩云天》亮相舞台。

他们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盛家坝镇以此为文化品牌抓手,推动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大集南戏成为恩施州非遗活态传承的代表案例。

南戏三道坎

2023年以后,大集南戏的锣鼓声渐渐沉寂。这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矛盾交织的结果。

横亘在面前的第一道难关,便是经济问题。一场大戏唱罢,十几号人的辛劳仅换来微薄的酬劳,对于需要养家糊口的农村艺人来说,单凭一腔热爱,终究撑不起柴米油盐。在缺乏外部资金持续注入的情况下,一套戏班难以运转下去。

其次,付出的时间与收益严重不成正比。南戏程式规范严格,排练周期长。排练一个月下来,演员们没法种地,也没法打零工。面对现实的账本,演员们不得不低头。

不仅如此,南戏传承也举步维艰。“生旦净丑,一半靠天赋,一半靠苦功,哪有那么容易学会?”组织者钟发金无奈地说。大集南戏传习所成员平均年龄50岁,愿意留下来学戏的年轻人寥寥无几。即便有心传承,极高的门槛和漫长的周期也令人望而却步。

至此,大集南戏深陷三道坎:没有钱,就留不住人;没有人,就排不了戏;没有戏,就更无人关注。

如果大集南戏最终失传,这意味着什么?

表面上,是没人唱戏,一个戏班散了。但往深处看,失去的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

大集南戏从来不是悬浮于乡土之上的孤立艺术,它曾深深扎根于庙会、祭祀、节庆与乡约之中,编织出一套完整的乡村生活体系。

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大集南戏是南剧谱系中的一个独特样本。它保留了庙会戏的原始形态,承载着巴楚文化、土家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在基层交汇的痕迹。它如果消失,意味着南戏的多样性版图将永久性地缺失一块。

传承微光隐约可见

当外部条件不具备时,火种会蛰伏,但不会轻易熄灭。大集南戏保护工作的重心,或许应该从“维持演出”转向“保护火种”——记录剧本、保存影像、培养少数传承人,以等待下一个时机的到来。

然而,大集南戏终究要蹚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生路。它最动人的辨识度,恰恰在于那份未被精致舞台驯化的“土味”与“庙会气”。以此为锚,传承的微光隐约可见:一方面将其重新嵌入盛家坝镇的古村落脉络中,让二官寨的青瓦远山作幕、潺潺溪水为伴,使南戏回归庙会的原生土壤,化作游人不可错过的文化体验;另一方面借由短视频平台,将“灶台边的浅吟低唱”与“锣鼓声中的村落忙碌”推向大众,用山野间的烟火气唤醒年轻一代的共鸣。

担任过恩施州戏剧家协会主席的何起群曾满怀期许地说:“大集南戏,大有希望。”这句话在当时指向的是传习所的成立和新戏的恢复。如今,它有了更深层的隐喻:真正的希望,不在于戏班永不落幕,而是古老的文化基因已经长进了血脉中。

守护火种,绝非将其束之高阁,而是要找到“新的土壤”。大集南戏的困境是真实的,坚守也是可贵的。唯有正视困境,并深深敬畏这份不屈,才能真正回应并尊重民间艺人们的坚守。

一个村庄的百年戏脉,不会戛然而止。只要还有人记得那些调子,还有人愿意在堂屋里唱一出《三娘教子》,大集场的锣鼓声,就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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